年初的一场意外摔倒让谢冕在病房躺了数天，并动了换骨手术。由于三十几岁起每日晨跑，风雨无阻，谢冕在术后恢复很快，第二天就能下床，让医生和护士又惊又喜。术后康复期，他躺在病床上又开始写作。因为不便用电脑，就拿笔在纸上写，写完后拍照发给朋友，让朋友帮忙转录成电子文档。《换骨记》《学步记》这两篇文章，便是这样诞生的。谢冕直言这几年写文章越来越少，因为很多意见难以被认可。很多人都劝他“下课”，但在内心深处，他仍然“不想下课”。
年代末，谢冕与同事、学生在北大图书馆前合影（前排右二为谢冕）
“不上课，心有余，不满足。怎么就下课了，我还想讲几句。”今年首届谢灵运诗歌（双年）奖举办，邀请谢冕当终评委，他欣然应允。他渴望读到好的诗歌，并且希望好诗不被忘记。“我虽然阅读有限，但只要是好的诗我都不放过。”今年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得主、山东诗人路也就是很好的例子，谢冕觉得她诗写得好时，路也还“名不见经传”。“你要像迎接文成公主一样/迎接我……我的目的是挑起一场温柔的战争”，谢冕一边念诵路也的诗，一边感叹“一旦发现这样的诗句，这个诗人就值得推介”。
“评论家应该有这种眼光，有这种胸怀，把这类好诗人挖掘出来。”对于好诗，谢冕有自己的简单标准，那就是感动。“对于好诗而言，感动是必须的”，在谢冕看来，欣赏诗歌和欣赏美食一样，都要广泛涉猎，而且具备一定的门槛。“诗歌作为一门贵重、高级的艺术，必须得具备一定水平才能进入”，文学修养不同的读者，应该能从诗中读出不同的层次。“诗歌要面对我们的时代，抓住时代的脉搏。”这是谢冕对诗的理解，也是他对诗的精神的理解。
如今，“90后”谢冕仍然精力充沛，像个爱玩的孩子。年初他的美食随笔集《觅食记》推出，出版社为他举办新书分享会，同事、好友、学生纷纷到场。7月，洪子诚为他编选的诗集《爱简》正式出版。谢冕的人生信条是“热爱每一天，热爱每一次相聚”，努力用阅读提升人生境界。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始终对生活抱有热忱的信仰”，这或许是他年届九十，仍然“不知老之将至”的原因吧。
新诗和古体诗实现了“百年和解”刘鹏波：我记得您曾在文章里写到，您的文学启蒙始于古典文学，可见古典文学对您踏上文学之路意义重大。您是怎样看待新诗与古体诗之间的关系的？
谢冕：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可以总结我研究新诗数十年的心得体会。新诗的缘起，是向古体诗挑战的。为什么？因为中国特殊的国情。鸦片战争爆发以来，中华民族面临内忧外患，大家都在寻找救国救民、强国兴民的良方。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包括陈独秀、胡适在内，他们都觉得传统文化禁锢了中国人的思维，这在当时有一定道理。那时候，有识之士下定决心打破旧文化、创立新文化，于是就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包括中国新文学革命，当时大家都觉得，应该用非常激烈的姿态对待古典文学，因为古典文学阻碍了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复兴之路。我们的前辈是有道理的，我始终赞成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虽然很激烈，但有它的道理。
我始终站在新文学、新诗革命这边，对于陈独秀、胡适、鲁迅、郭沫若等人的观点，我都是赞成的。我不持异议，而且我汲取他们打破几千年文化束缚的勇气。中华民族要成为现代民族，需要一个爆破的力量，结果就出现了新诗。新诗是怎样一种诗歌形态呢？完全用白话文，去掉格律，还要用自由体。结果大家都知道，白话文和自由体使得文学和诗歌进入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改造了中国人的思维。许多新的语汇没有障碍就翻译过来了，这个了不起。所以，我始终站在新文学、新诗革命的立场上，毫不怀疑。
但为什么我作为新诗的坚定拥护者，也对古典诗歌很有兴趣呢？我这几年思考的结果是：新诗和古典诗歌不是对立的。近些年，无论是为纪念中国新诗一百年做的很多活动，还是我过去在北京大学主持中国诗歌研究院、新诗研究所，创办《诗探索》杂志……我有一个很有成就感的观点，就是“百年和解”——中国新诗和中国古典诗歌经过一百年的曲折、往复，百年来实现了和解。中国新诗不再以古体诗为斗争对象，中国文化传统和诗歌传统几千年来其实一脉相承。区别在于语言革命、诗体革命不是从五四开始的，历朝历代都有。四言、五言、绝句、律诗……语言变化非常多，格式变化也不少见。
中国诗歌传统一脉相承，没有变动。简单来说，就是“诗言志”。古人如此，今人也如此。“诗缘情”很常见，诗歌最要紧的是“诗言志”。诗歌要为诗人所用，不脱离时代，这一点一脉相承；不同的是语言变化，从文言变成白话，从格律变成自由体，变化非常大。作为后人，我提出“百年和解”，以此庆祝新诗诞生一百年。
刘鹏波：对于好诗的标准，专业的诗歌评论家和许多普通读者似乎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近些年有一种现象，很多人认为专业读者喜欢的诗歌要么难懂诘屈，要么通俗得好像不能称为诗。您觉得好诗的标准是什么？
谢冕：好诗的标准，回答起来很复杂。但我有一个简单的个人标准：感动。一首诗好不好，首先看我能不能被感动。对于好诗而言，感动是必须的。诗不能感动人，肯定是诗里缺乏某种东西——无论是什么，最缺乏的可能是情感。如果一首诗蕴含非常饱满的情感，诗人写的时候这样，读者阅读的时候也是如此。诗人首先要在诗里投入自己的感情，不然读者很难进入诗歌。有些诗不感动人，可能算不上太好的诗。对于好诗而言，要么读者的情绪被激发，要么读者的思想被启发，这些都可能是好诗的效果。诗人必须做到这一点，做不到的话不太容易写出好诗。你说的这个现象与每个人的文化构成、阅读经验有关。一个识字不多的人读诗，与受过较多教育的人读诗，结果不一样。后者有比较、有积累，懂得欣赏。诗歌是一门贵重、高级的艺术，必须得具备一定水平才能进入，才能被感动。诗歌感动你，是因为诗歌本身的力量，诗歌的诗意触动了你，因而被感动。感动好像没有学理上的依据，不算是客观回答你的问题。
诗歌评论家和大众对诗歌的评价差异很难弥合。专家和普通欣赏者有差别，普通欣赏者与文化程度不高的读者也有差别。一首好诗有很多丰富的层次，不好的诗，相对比较单薄。譬如白居易的《琵琶行》，初次阅读的感受可能是诗人富有同情心，歌女的遭遇让人唏嘘；更进一步，可以发现别的东西，不同的层次，比如整首诗的布局、乐理。
诗歌给了我生命的可能性，让我更坚强刘鹏波：您说过“巴金教我抗争，冰心教我爱”，五四新文学对您有很大的影响。您还能想起最早阅读新诗的记忆吗？后来您从一位诗歌的爱好者变成一位诗歌的研究者，基于怎样的契机？
谢冕：一开始阅读诗歌是寻求安慰，寻求被感动。幼年时代家庭状况不好，时局又很艰难，内心积郁。不开心的时候，是诗歌安慰了我。小时候，学校组织春日远游，如果没有好衣服就见不得人，没有零用钱买不起车票，没有像样的午餐带着，心里很羞愧，往往找托词不参加活动，内心非常痛苦。痛苦的时候，就在家读诗。家里有小楼，小楼上有一间自己的屋子，锁着门，读唐诗。白居易、李白、杜甫这些诗人的诗，让我的心里得到安慰。那时候读那些诗，是否都懂了，倒未必。古典诗歌对小学生来说是不好懂的，但不好懂就不好懂吧，反复读，居然能背出来。诗歌给我打开了新的天地，我从小就喜欢诗歌，那时不是现代诗，而是古典诗。
后来读到新诗，更契合我的内心，自己就偷偷写。写着写着，有同样喜好的同学开始在数学、物理、化学等课上唱和，你写一句，我写一句。这样慢慢写诗，渐渐觉得诗歌竟然如此美妙，就想学着当诗人，种下了诗人的梦想。后来发现写诗有很大问题，诗要表达诗人的内心，当内心不被允许表达的时候，心灵的自由就会受到意志的束缚，我就觉得不能再写诗了。于是就不写了，实际上，因为工作的需要还在写诗，我在部队当文化教员，需要写快板诗鼓动战士。但快板诗只是工作需要，不能充分表达自我，写诗于是戛然而止。自此，不再说自己是诗人，自己把诗歌创作之路给堵死了。爱好诗歌的想法还在，仍然阅读诗、关心诗，最后慢慢变成研究诗，成为研究诗歌的学者，大概是这样的过程。研究诗歌是因为我自己把当诗人、写诗之路堵死了，写下去，只能是末流、随波逐流，成不了大师，当时就感觉到写诗有危机感。
刘鹏波：我注意到，《谢冕编年文集》里收录了您的全部诗歌创作，今年7月，洪子诚先生为您编选的诗集《爱简》也与读者见面，称其为您“少见的精神自传”。您怎么看洪子诚先生认为您的诗歌是“精神自传”这一评价？
谢冕：洪子诚比我晚一届，我们是很好的同事和朋友。他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