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白癜风医院 http://www.xxzywj.com/本文约字阅读需要7min有人说二里头都邑遗址是最早的中国，有人说陶寺都邑遗址是最早的中国，有人说西周初年青铜器何尊铭文中的“宅兹中国”是迄今所见最早的“中国”表述。中国人民大学韩建业教授没有纠缠单一的“都邑推定法”，他细致梳理了商代晚期以前考古学文化谱系格局和发展演变，提出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或早期中国文化圈萌芽于大约年前裴李岗文化时期，正式形成于年前的仰韶文化庙底沟时代，展现了史前中国演进的宏大历史脉络。对此，“道中华”对韩建业教授进行了专访。记者：您对“早期中国”的系列研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相关成果屡获学术大奖，您是基于怎样的考量提出“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早期中国文化圈”这样的概念呢？韩建业：中国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她不是一个西方意义上那种单一民族国家。她历史很悠久，文明几千年没有中断。但是真正将“中国”这两个字作为一个国家的名称，是从中华民国开始。那么我们为什么说很早就有中国呢？这显然不是简单地指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而是指中华文明。中国人自古以来形成了一种“天下”观念，从五帝夏商周到秦汉以来，历史上有过很多朝代，但这个天下观一直在稳定传承，这就和中华文明有关。前辈们很早就在思考这些问题。像严文明先生、张光直先生都在思考并且提出了很重要的一些观点。我也是受他们的启发，才有了这样一个研究。20世纪末，芝加哥大学巫鸿教授出版了《中国早期艺术和建筑中的纪念性》，从新石器时代一直讲到秦汉以后，受到不少西方学者的批判，美国的贝格利是其中之一。贝格利质疑，那些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存，为什么要贴上“中国”的标签呢？巫鸿也写文章进行反驳，双方火药味十足。我想巫鸿的思想一定是受他的导师张光直先生的影响。这次讨论引发了我对“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的深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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