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记忆俗称“死记硬背”，常被人们认为是传统教学方法的糟粕而加以摒弃。然而，机械记忆是幼儿心理发展的必经过程，是意义记忆的基础，不仅有助于幼儿智力的发展，而且也契合幼儿机械记忆发展的关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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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文全西华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严文利西华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高静西华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机械记忆是指对所记材料的意义和逻辑关系不理解，采用简单的、机械重复的方式进行的记忆，也就是平常所说的“死记硬背”。机械记忆常被人们认为是落后的教学方法，是“填鸭”式教育，与现在提倡的素质教育格格不入。学界也出现了不少批判的声音，例如，刘晓东先生在《“儿童读经运动”：违背科学的主张，复古倒退的教育》中提到，让儿童死记硬背古代经典是“典型的反科学的想法和做法”，“是对儿童的捆缚，是对天性的扼杀”；王淑华的《让幼儿用自己的方式学习与发展》认为，死记硬背是强迫式的教育方式，“不仅影响了幼儿的学习兴趣，也对幼儿的身心和学习发展造成影响”。这些观点有失偏颇，事实上，机械记忆的产生与运用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并符合人在特定阶段的学习规律，适于合理运用在幼儿早期教育中。
01class机械记忆对幼儿早期学习以及日后发展的意义考证
纵观我国古代教育史，机械记忆一直是主要的教学方法。在活字印刷术发明之前，古人限于战争频繁书籍容易丢失、损毁，且制作、购买和保管书籍成本高等客观条件，往往采用先背后理解的方式来降低学习成本，提高学习效率。例如，在先秦时期，《易经》《诗经》的广泛传播，基本上都是采取口耳相授的方式。活字印刷术发明后，知识文化已易于保存、传播，但伴随科举制度的逐渐成熟，激烈的竞争也要求学子们“死记”更多的篇章来应付科考。尤其是八股取士以后，科举文章都是从《四书》《五经》或者相关书籍中摘取，对“背功”的要求更高。考生要想取得好成绩，必须把《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腹中渐富，面对科考才能从容不迫。
朱熹在《读书之要》中谈道：“大抵观书先须读熟，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义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至于文义有疑，众说纷错，则亦虚心静虑，勿遽取舍于其间。先使一说自为一说，而随其意之所之，以验其通塞，则其尤无义理者，不待观于他说而先自屈矣。”所谓先“熟读”，后“精思”，即是指先死记硬背，后理解其意。这也说明古人机械记忆的另一个原因是有些文章晦涩难懂，解说也纷繁错杂，只有烂记于心，当有了一定的人生体验后，再去验证各种观点，自然能拨云见日，而且通过知行合一得出的真理更加深刻。
古人不仅重视背功，而且强调从早教开始。那时的孩子开蒙主要是背诵，少有讲解，《儒林外史》中的一段文字，就是对幼儿“死记硬背”的形象记录：“鲁编修因无公子，就把女儿当作儿子，五六岁上请先生开蒙，就读的是《四书》《五经》；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先把一本王守溪的稿子读得滚瓜烂熟。”“这小姐资性又高记心又好，到此时，王、唐、翟、薛，以及褚大家之文，历课程墨，各省宗师考卷，肚里记得三千余篇。”历史上更是不乏幼儿运用机械记忆成才的事例：骆宾王六岁作《鹅》诗；王勃六岁“属文，构思无滞，词情英迈”；白居易三岁识字，五岁诵诗文；黄庭坚五岁已诵《五经》《春秋》。通过机械记忆，古时很多儿童五六岁前不仅识记了大量文字，还背诵了许多文章，这为他们早日成才和日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在中西文化大碰撞的民国时期(即是将机械记忆广泛运用在幼儿早教上最后的时期)，众多国学大师的事例也向大家证明了机械记忆对幼儿早期学习的积极意义。例如，钱钟书四岁识字，五岁读《诗经》；梁启超五岁读《四书》《五经》；郭沫若一段话更是点明了机械记忆在早期教育中的重大作用：“儿时背下的书，像一座大冰山，入了肚子随着年龄增大，它会慢慢融化，一融化就是财富了。”可见，正是通过儿时的机械记忆，一位位大师才积攒下丰厚的知识储备，有了日后的成就。另外，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北京哪能治白癜风不复发北京白癜风治疗技术